1956年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提出：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

[4]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2015年第1期。有利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法治统一和宪法法律权威。

基于这种总体判断，故此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下达了全面推进的任务书，确定了加快建设的时间表那么，在法律规定模糊的背景下，我国的修法实践又是怎样的呢？ 三、我国法律修改实践之考察 (一)修改形式之考察 学理上，以修改程度(亦即修改内容的多少)为标准，可以把法律修改分为全面修改、部分修改和个别修改三种形式。这表明，国家立法权(包含法律修改权)实际上被分为三个层次、由两个主体(即全国人大和常委会)分别行使。建议今后再对《刑法》进行修改时统一使用修改决定或修订。

主席令通常表述为某某法已由某某会议于某年某月某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某某法公布，自某年某月某日起施行。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法律为例，虽然都属于基本法律，但在提交审议时，名称却不尽一致，有的是修正案(草案)，有的是修订案(草案)。这些差别如此之大，以致不得不同意霍贝尔的结论，‘法律的成长，并不是一个直线的进化过程。

(29)参见Jrgen Dalberg-Larsen,When are Theories about the Phases of Legal Evolution Advanced and Why,53 Scandinavian Studies in Law(2008),p.79. (30)前引③，第41页。不如说，观察的合理性最后取决于观察的心理学理论和工具性理论。首先，巴克西指出通过将规范实施限定在专业化的警察机构，斯沃兹对规范实施的标准已经设定了一个特定的正式组织化的类型。因为，涂尔干或多或少都有相应的处理，只不过散见于《社会分工论》及其他文本中。

(45)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8页。为了兼顾二者，我国台湾地区的孙中兴先生将其译为集体良识，兼采两端。

职业化趋势以及个体意识的强化，使得带有宗教性的集体感情的平均强度与确定程度不断降低，集体意识最初所具有的控制和决定行为的权力也正在消失殆尽。(30)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直接与此相抵牾。(28) 涂尔干给我们描绘了法律随着社会变迁从压制性法到恢复性法的一条进化路线。这说明，调解的产生可能早于警察，调解的结果不一定需要警察的强制力保证。

既然社会团结形式取决于社会类型，那么，法律将伴随社会类型改变呈现出演化之态。(46) 2.微观层面的理论批评忽略了文本细节 明确法律演化理论的道德批判目的后，我们会发现涂尔干根本无须深入法律内部去系统地分析法律的制定、解释和具体的实施程序，他也并不关心法律规则的具体规定及其体现的授权性功能。因此，在简单社会里发现恢复性法的元素并不能否定涂尔干的理论，因为恢复性法与压制性法不是相互排斥的。他对特罗布里安德群岛上的美拉尼西亚人的婚姻关系、捕鱼队中的合作、内陆和环岛村社的居民以货易货方式交换食物以及哀悼活动中的一些礼仪义务等进行了观察，发现土著居民有着复杂的经济协作，而且在他们的分工中有着严密的组织和社会功能划分，不同社区基于对称性的结构相互之间提供服务来增强双方的互赖关系，互惠是每个社区实现自己权利的武器，互惠的强制使得人们恪守自己的义务。

其一，在他看来，犯罪与惩罚能够促进社会整合，因为犯罪引起的惩罚能够强化集体意识的不可违抗性，从而保证社会团结。而韦伯却十分关注法律传统中专业人士对法律的影响，关注招收和训练专业人士的典型模式，并对法律与支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长期观察。

(2)无法真正说明事实与理论不一致 通过经验检验提供的证据来挑战理论的观念的可靠性也是不无疑问的。他认为斯沃兹和米勒对数据的处理完全是按照经验调查的方法进行的，他们只关心经验调查方法要应对的问题，却忽略了这种由方法本身基本的逻辑性质引发的问题。

这种观点将实际上是理想类型的理论结构看做历史发展的规律，当做历史的实在，并且以此来规定历史的未来发展。第二个假设是如果一个命题是事实性的，那它是真实的。因而，侵犯个人的权利等同于是对整个社会群体的侵犯。乌迪认为，从古特曼模型中的静态数据得出来的有关动态发展的推论并非必然地与历史进程一致，甚至都不能指示发展顺序在当时的正确方向。结合学者们针对涂尔干的法律演化理论展开的经验研究，经验研究面临的批评有以下几点： (1)民族志学的数据无法反映历史进程 古特曼模型以民族志学的数据为基础说明社会的变迁和法律制度的演化，然而，这些数据提取自对同时代社会的研究，那就存在一个疑问，即这些数据能否用以记录并表示历史的演化历程。如果那些违反了就该遭到惩罚的规范不需要某种法律解释，那是因为规范本身已经不再是被争论的对象，人们已经处处感觉得到它的权威了。

尽管这项研究似乎构成了对涂尔干法律演化理论的挑战，但两位作者也指出了他们研究上的局限。⑩组织社会作为一种与环节社会相对的高级社会形式存在，是环节社会衰败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完成形态。

真正的法社会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需要经验材料的支撑，但相对于事实材料的组合，假设的确立和理论命题的构建更为关键，事实的取舍必须让步于理论建构的需要。并且，涂尔干并不认为复杂的工业社会里法律的主要部分是集体意识的表达。

其实，理论层面的批评忽略了法律演化理论的道德批判目的并遗漏了文本细节，而经验层面的检验存在方法论上的局限并误读了涂尔干的理论。再次，就分类问题而言，涂尔干认为从历史上前后相继、混乱一团的所有的社会中，我们应该有可能析取某些组织形式，它们的特征是以作为一个衡量某些转型过程的参照点，而我们所要考察的道德规范也曾经历过这些转型。

(62)马克•范•胡克也认为：描述现实意味着建构现实。(34) 3.法律演化理论具体内容的缺漏 上文对涂尔干法律演化理论的讨论更多是从宏观视角展开的，从微观上，也即从理论的具体内容上看，学者们对以下几方面颇有微词： 其一，涂尔干及其后继者对法律是如何被组织，即法律的制定、解释与实施，进行社会学解释的重要性视而不见，无视社会与它的法律规则和实践之间中间人的角色。(参见[英]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支振锋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页。简单而言，在机械团结社会里，集体意识覆盖个人意识，社会直接吸收了个人，压制性法确保个人意识符合集体意识，从而维护集体意识，实现社会团结。

正因如此，他一般被划入宏观法律进化论的阵营。(31)‘民法实质性地统治着部落生活的一切方面，它由一组有约束力的责任组成，一方认为是权利，对另一方就是义务，通过原始社会结构中固有的互惠和公开性这一特殊机制保证了其效力。

⑦这些犯罪行为必须受到压制，这样才能维护集体意识的稳定，进而将所有人整合于社会之内。(54)由此可见，涂尔干并未忽视国家权力的作用，他将其与集体意识联系起来，对权力的来源与作用进行了一种社会学的解读。

其三，可能也是最为致命的一点，有不少相反证据表明了涂尔干法律演化理论的虚构性。参见Thomas,W.John,Social Solidarity and the Enforcement of Morality Revisited:Some Thoughts on HLA Hart's Critique of Durkheim,32 Am.Crim.L.Rev.(1994),pp.57—58. (24)前引(23)Thomas，W.John文，pp.58—64. (25)前引(23)Thomas，W.John文，pp.64—66. (26)前引(23)Thomas，W.John文，p.67. (27)[美]劳伦斯•弗里德曼：《法律与社会》，吴锡堂、杨满郁译，巨流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64页。

作者发现在存在警察的20个社会18个都使用了货币符号，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分工。托马斯首先对将道德的法律实施立基于保守论提出了质疑，(23)随后，他提出了一项经验证据用以支持涂尔干的主张，(24)紧接着他又提出了一项经验证据支持哈特的主张，证明了并非所有界定犯罪行为的尝试都对社会有益，(25)即哈特对崩溃论的第二点批评所指向的问题。而随着分工深化，进入组织社会后，一些专职的官员产生：如法官、律师等，他们都需要经过特别的专业培训，才能胜任各自的职责，任何法律制裁如果没有这些特定的辅助职能就不能得到实施。⑧由于环节社会是一种低级社会形态，宗教侵蚀了整个社会生活，集体意识本身与它包含的道德内容都带有宗教色彩，所以，刑法的压制作为一种社会安排是对宗教观念的权力的一种回应与抵偿。

自主性的恶性扩张会使得个人欲望过分强化，从而导致社会混乱和分化的结果。发展社会变迁模型时未考虑到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间的中间阶段……漏掉了现代法律演化的许多不同的特征。

在环节社会里集体意识强势，个人意识孱弱，集体意识直接吸纳个人意识，个人不带任何中介直接系属于社会。(64) 巴克西的第一点批评是得当的，因为涂尔干明确指出压制性法律的运作有时会显得分散，在某些社会形态中，它或多或少地靠整个社会来承担而不是通过专职行政官来施行。

不少研究做了大量的数据统计和事实材料的整理，但缺乏社会理论的支撑，最后难以得出可靠的结论，这种研究恐怕不能算作真正的法社会学研究。应该说译为集体意识忽略了具有道德内涵的良心，但若译为集体良心恐又偏向了另一端。